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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遥远”的李文海老师

信息来源:  发布者:  时间:2014-05-09阅读次数:
行 龙
  李文海老师离开我们近一年了。在这近一年的时间内,我不知多少次为自己未能最后送老师一程而感到遗憾,也不知有多少次在梦里试图寻回他的音容笑貌。

  连日来,我反复地去看清史研究所网站上刊登的《李文海: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这篇属于李老师留下来的“自传”,也在反复地去看2010年8月14日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播出的《李文海:历史并不遥远》的视频。“何处遥相见,心无一事时”。一个学生在老师离去后苦苦地寻觅他的人生足迹,他的辛酸苦辣,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言论教诲:
  “历史并不遥远。”
  “不要拒绝历史,因为历史给我们以智慧;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忘记历史意味着对事业的背叛;不要漠视历史,否则将受到历史的惩罚,不要割断历史,因为否定昨天也就将失去明天。”
  “如果脑袋里边没有我们的民族,脑袋里边没有对社会负责任的这样一种责任心,脑袋里边没有对老百姓的关注,你的历史是研究不好的。”
  “一个有良心的、有学术良知的史学家,就应该关注社会,关注老百姓的疾苦,然后才能在历史里边找出对今天有用的东西。”
  一个对民族、对社会、对老百姓怀有深厚情感的历史学家离我们远去,他的精神遗产、他的著述却与天地长存,与日月共明。他是我的老师李文海。

  我对李老师仰慕已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山西大学读历史系本科和硕士生时,就已经读过李老师有关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的论文。1990年代初期,我准备报考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博士生,就想拜他为师,投其门下。因为,李老师那时作灾荒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紧密相连。然事有不巧,在西安举行的第一届青年史学工作者会议上,当时在人民大学出版社供职的刘仰东兄告诉我,李老师身居校长一职,恐难分心去带更多的学生,如此我便投身到另一位名师戴逸先生名下。事实上,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岁月中,李老师不仅没有嫌弃我这个“私淑弟子”,而且指教有加,关爱有加,我也一直视他为尊敬的老师,除去公开的书面表达以外,无论什么场合,总是以“李老师”称呼执礼。1995年到1998年三年在人民大学读博士期间,我和李老师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他虽然身兼校长重职,很是繁忙,但每天晚饭以后的傍晚时分,总会看到他抱着一堆资料到办公室的身影。我曾和他一起聊天,一起讨论,一起开会,一起吃饭,一起出游。老师严于律己敬业奉献的工作状态,为人师表从容严谨的治学风范深深地影响着我,感染着我。

  1998年博士毕业后,我回到山西大学继续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校方又希望我兼作一些行政工作,就此我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苦闷,那就是唯恐行政工作费神费心,影响自己的教学与研究。记得在内蒙召开的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我曾就此问题向李老师披露心声,他略作思考后对我说:行政工作也是一种社会服务,要有一种奉献的精神,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但是,既在高校,就不能放弃教学和研究,不要丢掉自己的专业,要注意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这些年来,我把李老师的忠告牢记在心,并照他的教诲处世行事,做得怎么样不好说,但确实是照他的说法努力以赴了。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我和李老师经常在有关的学术讨论会、历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会等会议上碰面,多数是他作为组织者和前辈学者的身份出现,我则是一名普通的成员。当然,作为学生,每次出差到北京,我总会惦记着到家里去看看李老师,有一次居然带着在北京读书的女儿到老师府上拜见。可以说,每一次同李老师的见面和谈话,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感染和洗礼,近距离的聆听他的教诲,享受着耳濡目染的春风,眼见着老师老而弥坚又“不知老之将至”,我和老师的心在渐渐贴近,却不知老师将渐渐离我而去。笔端至此,不禁潸然。

  从人民大学回到山西大学的十几年时间里,李老师对我学术上的指导主要有两件具体的事情。一是关于编写《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一书。1990年代末期,教育部组织编写“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书系”,拟定选题40种左右,李老师身为编委会副主任,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这一选题,并得到编委会的认可。也许是他当时还在校长任上,难以集中精力从事此事,他希望我和他一起完成这个任务。第一次听到他的口头交代后,我实在是忐忑不安。一则这样一个对我而言很重的任务,老师要与我合作,我有这样的水平吗?我能完成好任务吗?我不会“有辱师门”吧?再则我知道李老师是一位真正的对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富有情感的教育家和史学家,他早年就编有《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这部很有影响的论著,这样的选题一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一定是有他的一份情感在内。踌躇之间,收到了李老师的一封长达4页信纸的来信,优美的钢笔竖写行书,让我仿佛看到了老师亲切的表情。他在来信中不仅谈到编写这本书的意义,而且对如何编写定下了框架:“这本书,决不能写成近现代史教材,那样,是无论如何也难写出新意的。必须要有新的角度,新的写法才成。在主编会上,我曾提出这本书的题目可定为《近代中国的民族觉醒》,大家表示由我决定即可。你觉得如何?如可,可以定出八到十个题目,作为十讲,这样也许可以脱开现在近现代史写法的模式”。如此,我便打消一切顾虑,集中精力按照他的要求编写本书,大约一年时间后向他呈上书稿。意想不到的是,排版出书前夕,由于我做的工作比他多一点,李老师坚决不同意按我的想法把他的名字署在前面。世上哪有学生在前老师在后的道理?至今我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署名仍然觉得有点怪怪的,这就是李老师的风范。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风起云蒸,后辈当从。

  第二件事是李老师对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收集工作的关心和指导。本世纪初开始,我在山西大学倡导走向田野与社会,抢救式地收集集体化时代农村基层档案资料。起初心里并不是很有底气,因为农村档案基本处于散乱处置或迅速散失的状态,本来收集就很困难,即使收集到以后又有多大的价值?又如何利用这些基层档案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带着这些问题,我曾专门请教过李老师,他不仅敏锐地指出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积累工作,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在各种场合为此鼓之呼之,鼓励我们坚持不懈地做下去。2011年10月,利用本中心上千万件农村档案完成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出版社组织的本书座谈会上,李老师和其他与会学者对此书都做了客观的评价。李老师讲,“这是一部真实可信、生动具体、客观公正的集体化时代的简史”。2012年5月,中国社会史年会在山西大学举行,李老师本来答应与会,但临时又因主持博士论文答辩会未能成行。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去家里看他,他还很有兴致地与我谈到集体化时代研究的话题,并答应有机会再到山西大学访问。我一直在等待着李老师的到来,却不料那次慕面竟成永别!

  除了李老师对我的指导外,在这里我还想追述一下李老师两次来山西大学的活动。第一次是在2001年。山西大学作为山西省的重点建设大学,“九五”期间省里投入两亿元进行重点建设,目标是要达到所谓“211工程”高校的评审标准。事前,我受山西大学校方委托,到北京面请李老师前来主持专家组的评审工作,李老师当时已辞去人民大学校长职务,他虽然很是忙碌,但还是欣然答应。9月10日至11日,由李老师担任组长包括理工科院士在内的专家组对学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一致通过验收。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有关省府大员参加的反馈会上,他不仅肯定山西大学的办学成就,而且特别强调进一步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记得10日晚饭后,我陪他在校园散步,他说了一句“山西大学的管理有板有眼”,足使我对本校感到了一份骄傲。会上会下,言谈举止,山西大学的师生领略了李老师作为一代教育家的风采。第二次是在2002年。5月8日前后山西大学举行建校100周年庆祝活动,我作为当时学术组的负责人,邀请到李文海、李学勤、龚书铎及台湾的李亦园、乔健五位举办“黄土文明与全球化”的学者论坛,记得那几天校庆各项活动很多,但体育馆内座无虚席,李老师在此论坛上发表了“黄土文明的过去与未来”的演讲,赢得一片掌声。事后,他又将讲稿仔细修改后寄回。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天我也比较忙乱,没有很好地去照顾老师,甚至没有和他坐下来聊天,实在也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对于李老师的学术成就,我是不敢妄加评论的。但作为一个从事社会史研究30年的爱好者,我一直把他视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16年前,我曾就李老师的《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写过一篇读后感,在此不以累赘,摘抄一段:
  李文海先生治中国近代史和社会史累年,但他并没有提出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惊人理论观点,也几乎未曾参加近年来中国近代史领域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在我看来,大概也算不上那种“著作等身的大师”,但他那种开拓创新又不张声势,既不囿故更不媚时的治学精神却使我感触良深。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中国史学园林中的奇葩,短短十余年间,中国社会史研究由恢复到发展,由稚嫩到健长已引起学界广泛关注,新课题的开拓,新成果的问世也足以使人目不暇接。文海先生虽不声言社会史,但视野所及、论域所涉却多为社会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史长期被忽略却又非常重要的课题。以愚陋知,收入本书的“太平天国统治区风习素描”“戊戌维新时期的学会组织”“义和团运动时期社会心理分析”“义和团的纪律”等均成文或发表于80年代。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太平天国、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都是学界用力颇多、成果丰硕的领域,以此作为政治史研究的重要范畴已属惯见,几为定框,李文海先生却能独辟蹊径,开拓创新,从社会史的角度开掘了研究领域的诸多空白。以开篇“太平天国统治区风习素描”为例,该文“从政治生活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深处”,深入剖析了太平天国统治区的宗教活动、服饰装束、婚丧礼仪、过节度岁、天国诸禁五个方面的历史,由此折射的正是倡导“自下往上看”的社会史的丰富内涵,由此反映的正是太平天国统治区人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真实面貌。题目不妄称研究而名曰“素描”,足见其严谨的治学之风。文海老师是恢复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最早的、身体力行的开拓者之一(行龙:《深入剖析上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读后》,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4期)。

  “历史并不遥远”。“历史离今天、离我们并不遥远……今天的人们可以从古人那里得到许多历史的智慧,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得到生动的历史借鉴,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李文海语)。李文海老师离我们也“并不遥远”,我们从他的著述中可以充实自己,也可以从他的精神中获取力量。

  言不及义,词不达意,无可奈何。愿文字化为一瓣心香,缅怀我的老师李文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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