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乐山大佛实际是大禹雕像，后被人为改成佛像”的说法在网络上流传，相关AI生成影像通过短视频、帖文广泛传播，引发热议。乐山大佛景区管委会随即辟谣，相关传言仅是臆测，并无任何考古发现、文献记载能佐证该观点。光明网2026年3月12日发布“光明辟谣”称：“乐山大佛原本是大禹雕像？谣言！”

乐山大佛 乐山大佛文物保护管委会供图

此前，“关公形象遭恶意抹黑”（澎湃新闻2025年2月13日）、“悬空寺部分建筑物坍塌”伪造视频（新华网客户端2025年7月18日）、“大雁塔玄奘铜像长满青苔”虚假图片（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2025年10月14日）等事件接连曝光，以AI生成文物影像伪造文物损毁或异常状态，形成大范围误导性传播，严重混淆公众视听。

AI时代，文化遗产传播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高大伦，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成文胜，陕西省律师协会文物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陕西尚文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丽萍。

一

近一两年，大量用AI生成的“伪历史图片”“伪考古影像”在短视频平台传播，如何看这一现象？

高大伦：当下进入AI时代，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摄影、创作、传播的门槛大幅降低，但这也导致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很多人不敢轻易使用人工智能搜索的内容。我曾与AI领域专家交流，他们表示，现在获取的资料数据必须经过严格清洗才能使用，尤其是专业领域，比如甲骨文研究，AI既收录了王国维、郭沫若等学术大家的研究，也夹杂着不少非专业的观点，因此使用的时候必须格外慎重。

高大伦

文化普及的过程中，出现一些差异化表达本属正常。比如秦简、汉简中存在大量通假字，放到当下看实则与错别字无异，这类差异的存在无需苛责。但作为博物馆、考古院所等文博机构，我们必须严守文化普及的工作职责——它本来就是我们的分内之事，无论何时，都要做好科学普及与宣传工作，主动传递正面声音，做好正确引导。

就像有人说乐山大佛像大禹，只是个别人的观点，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还是能分清大佛与大禹的区别。但我们要反问自己：如果科普工作做到位了，这类谣言还会有多大的生存空间呢？

成文胜：这类AI生成的视频现在非常普遍。对于有历史文化积累的人，可能会持质疑态度；但对于缺乏相关知识的人来说，这已不仅是个人认知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必须正视并采取措施。

这次事件是AI技术滥用对历史文化领域冲击的一个缩影。从新闻传播学角度看，它涉及信息伦理、公众认知和传播生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新媒体技术是双刃剑。一方面，AI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历史文化内容的可视化创作，形象逼真地还原历史，相比纯文字记录更具创意性。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猎奇、反常识、追求流量至上的“伪历史”产品，它们本质上是一种披着“真实影像”外衣的视觉谣言——这种谣言的危害远超文字谣言。短视频触达人群广、认知门槛低、受众年龄偏小，危害更大。

视觉谣言的危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瓦解信任。过去我们相信“眼见为实”“有图有真相”，图像和视频天然具有说服力。但当AI图像可以以假乱真，这种信任便被摧毁。第二，造谣成本低，辟谣成本高。过去伪造图像需要技术门槛，现在几秒钟就能生成一张图、一段视频。而一旦公众在第一落点接受了虚假信息，后续纠正的成本巨大。第三，形成集体性的错误记忆。大量虚假内容反复传播，会形成一种虚假的权威性。当人们在互联网上搜索相关信息时，AI会抓取这些虚假内容作为“依据”，从而完成“洗白”。如果主流媒体在缺乏辨识的情况下再次传播，就会进一步固化公众的错误认知。这是一种对历史史实的结构性颠覆，助长了反智主义的思潮回流。

王丽萍：“乐山大佛原本是大禹雕像”谣言中，毫无信源依据的AI生成图片对文化遗产进行随意解读，其危害已渗透到文化传承、法律秩序等层面。AI工具使用成本低、传播速度快，所谓“魔改”“还原”绝非娱乐创新。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科普产品与服务应当具有合法性、科学性，不得有虚假错误内容；第五十四条明确了制作、发布、传播虚假错误信息的法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分别对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作出规制。制作“伪历史图片”“伪考古影像”引发公众认知混乱，如严重影响公共秩序，可依法处罚。

二

文化遗产传播中这类猎奇化、反转式的历史叙事，毫无考古依据，违背历史事实，为何能在网络上反复发酵？

成文胜：这类谣言反复发酵，背后有多重原因。

首先是算法驱动的流量逻辑。短视频平台的核心目标是流量最大化，而猎奇、反转类内容天然具有高点击率。平台清楚这一点，通过算法不断推送这类内容，形成病毒式传播。流量带来收益，甚至催生出完整的产业链，比如今年央视“3·15”晚会上曝光的力擎GEO系统，它能在各大互联网账号上“发稿”，在AI大模型里帮客户喂料、投毒，说明这已形成产业。

其次是受众猎奇心理。人们对神秘、未解、颠覆性的故事有着天生的好奇心，正史不看要看野史，喜欢“解密”“颠覆”的叙事。在“后真相时代”，情绪往往优先于事实。人们带着主观情绪接触信息，一旦内容符合其心理预期，便会迅速传播，而真相往往被忽略。

最后是监管与审核滞后。目前对AI生成内容的识别和标注技术尚不完备。虽然有规定要求标注AI生成内容，但“防君子不防小人”，技术上难以实现对海量内容的真伪溯源，仅靠人工经验判断已不足以应对。相比色情、暴力等显性违规内容，披着“科普”外衣的隐性虚假信息更缺乏有效甄别机制。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认知危机”。它不仅仅是事实被混淆，更威胁到社会赖以生存的共识性事实基础和历史记忆。

王丽萍：这类谣言反复发酵，原因有四。

第一，文博热背景下，文化遗产传播出现娱乐化、神秘化倾向。AI生成内容借助现代科技，选取相似特征文物或合成出土文物图片，利用考古发现的神秘性，“图文并茂”地为荒谬论断提供伪证。

第二，考古发现本身信息不完整、文字史料匮乏，为谣言留下空间。这类视频通常以“图片+大字标题”形式呈现，受众注意力集中于器物本身，容易忽略信源、AI标识、说明文字等关键副文本。而这些副文本恰恰是判断信息可信度的关键。

第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成熟大幅降低了虚假信息的生产门槛。超文本语境下，文本开放性增强，真假信息混杂，公众在娱乐化倾向中放弃了对“真”的追寻。

第四，AI内容借助算法，“定制化”迎合不同人群的情绪需求，编造不同版本的虚假论证，造成错误观点在固定人群间精准传播。

三

文化遗产传播关乎历史认知与价值导向，变味的AI生成文物影像对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认知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成文胜：负面影响是具体而深远的。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基于共同认知的历史记忆，是在真实性、严肃性、科学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年轻人作为网络“原住民”，从小在互联网中获取信息，更容易受到冲击。

第一，知识混乱。年轻人历史知识储备薄弱，第一印象一旦形成，很难纠正。如果缺乏专业人士的引导，他们很容易接受虚假内容。

第二，碎片化认知。这类短视频往往剥离了完整的历史背景、因果逻辑和复杂性，呈现的是猎奇、奇观化的内容。在这类视频的影响下，年轻人难以建立系统的历史观和连贯的历史框架。久而久之，容易丧失对探寻历史真实性的兴趣与尊重。

第三，削弱判断力。算法不断投喂高冲击力的内容，年轻人习惯了被动接收，不再主动求证，这不仅影响历史认知，也削弱了他们对复杂信息的整体判断能力。

第四，扭曲文化认同与民族情感。虚假历史内容可能会挑动极端情绪，夸大历史上的民族冲突，制造对立与割裂。这类内容往往以“专家不敢说”“教科书骗你”等话术贬低严肃的学术研究，污名化正史叙述，助长反智主义。

王丽萍：历史是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其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是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石。当历史事件被扭曲为猎奇剧情，本质是对文化敬畏心的摧毁，对集体记忆的污染，长此以往将导致文化根脉断裂。

不实信息的传播会淹没真实历史信息。AI生成内容速度快、成本低、传播广，当网络空间被海量虚假信息充斥，真、假信息混杂争夺公众注意力。在算法加持下，更具视觉冲击力的“数字垃圾”更容易被获取，形成“劣币驱逐良币”效应：真实但可能模糊残缺的历史证据，被看似精美完整的AI影像遮蔽。

不实信息的传播会扭曲公众历史认知。许多年轻人通过AI工具了解历史，但现有AI工具鉴别能力有限。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年对全国7个省份的8500余名未成年人开展的调查显示，超过六成未成年人使用过AI，两成多存在依赖倾向。虚假内容不仅扭曲价值观，更埋下“经典可随意解构、历史可肆意戏说”的认知隐患。

集体记忆的拟像化会加剧历史虚无主义在网络空间中的蔓延。当拟像大量取代真实影像，成为年轻人构建历史认知的主要素材，集体记忆便与历史本体发生断裂。当同一历史事件的多种AI版本在网络上并存竞争，真相便在“罗生门”式叙述中消解。公众可能陷入普遍怀疑：既然历史影像都可能是伪造的，还有什么可以相信？这种对一切历史记录真实性的怀疑，正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终极形态——从解构某个对象的真实性，到解构真实本身。

四

面对层出不穷的“AI魔改”等炒作现象，文博机构除了事后辟谣，还可以做哪些工作，从源头尽可能消除谣言？

高大伦：面对社会上各类关于文物的奇怪说法，我们在给出权威解释、积极正面引导的同时也要反躬自问：自身的科普工作做得够不够？博物馆、高校、科研单位、考古院所的从业者都要放下身段，认识到科普不是额外的工作，而是分内之事。

我始终认为，文博机构首先要反省自身科普工作的不足。以前我们总习惯于事后补救：有人说兵马俑不是秦始皇的，就组织专家批驳；有人乱解读三星堆，就集中力量反驳。但这些做法都治标不治本，根源还是科普不到位。当然，做好科普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杂音，但能大幅削减杂音的影响力。一旦科普到位，当有人提出“乐山大佛是大禹”这类奇怪说法时，大众会主动查找权威书刊、了解专家观点，自然能分辨真伪，无需文博单位事后补救。因此，科普工作一定要前置，做到防患于未然。即便偶尔出现奇谈怪论，我们也能从容应对、积极引导。

坚守文博机构的教育本业，把科普工作做在前面、落到实处，才是我们传递文化正能量、应对各类杂音的应有之举。

成文胜：亡羊补牢固然必要，但从源头入手更为关键。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正本清源，主动利用新媒体。专业机构应学会运用新媒体制作可视化内容，将考古成果、历史研究切片为短视频，投放到主流平台，并标明来源，以权威内容重塑传播生态。

开放文物数字化资源。将真实文物通过高清扫描、三维建模等方式数字化，合规地向公众开放。用真素材对抗假生成，让基于真实数据的二次创作成为主流。

培养公众媒介素养。平台编辑和个人都应有质疑意识、批判思维。媒体可开设如“谣言解剖室”“真相来了”等专栏，对典型谣言进行溯源、拆解，从辟谣角度开展科普。

打造专家IP。支持真正的专家学者以个人身份开设账号，打造“专家网红”，用专业权威吸引公众，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

创新内容形式。在历史科普中引入创新思维，如围绕真实历史事件设计解谜、通关类互动内容，让年轻人在娱乐中建立正确的历史认知。

建立平台强制标识机制。官方应推动平台建立AI生成内容的强制标识制度，从上传端进行技术审核，要求明确标注“仅供参考”“模拟画面”等提示，压实平台责任。

从源头减少谣言空间，需要专业机构、平台、教育系统、公众多方协同，用真实、系统、有吸引力的内容，守护历史记忆的严肃性与真实性。

王丽萍：从法律层面来看，一是需要细化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对扭曲历史的处罚多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或《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虽有原则性规定，但缺乏专门针对编造历史、扭曲文物价值的禁止性条款及明确处罚措施，民事维权主体也不清晰。应考虑细化规定，明确此类行为的法律后果。

二是加强对AI技术提供者和发布平台的法律规制。“杭州奥特曼案”中，法院认定平台作为应用层服务提供者，基于定向生成内容获益，应承担注意义务，构成帮助侵权。此判决对规制AI谣言生成乱象有积极借鉴意义。

三是加大对虚假内容的查处力度。2026年初开展的“AI魔改”视频专项整治已取得成效，应建立常态化机制，加强文博机构与网络警察、平台的联动，对扩散范围广、影响大的虚假内容及时查处并处罚。

四是文博机构积极落实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开展新媒体运营，创新传播形式，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优化文化产品供给。

五

AI时代，面对文化遗产类图片、视频，普通人应具备怎样的媒介素养或基本的判断力？

高大伦：有人在网上玄乎其玄地解读三星堆，甚至进三星堆博物馆宣讲；还有媒体称三星堆是外星人所为，这些奇谈怪论的传播，本质上是大众缺乏权威科普引导的结果。我在做科普讲座时时常和听众表示：要学会分辨信息。八卦类报道可当娱乐消遣，权威媒体的报道才值得关注，专业知识的获得则需查阅学术期刊、考古报告。那些散布奇谈怪论的人，基本不懂考古的地层学、类型学，也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对这类信息完全没必要当真。涉及学术问题，则应该咨询专业人士。

当然，我们也应理性看待新生事物与娱乐创作，分清专业与娱乐的边界。一种新生事物出现，要允许各种尝试，但关键是要明确性质——如果只是出于娱乐、休闲的目的，专业机构和学者对此不妨宽容一些。比如《夺宝奇兵》《博物馆奇妙夜》等影片，文物“复活”的设定看似夸张，但大家都知道这是娱乐作品，不会当作真实历史。据我所知，国外拍摄这类大片，并没有征得博物馆的同意，博物馆方也不过多干涉，就是因为专业人员分得清楚娱乐与专业的边界。

在这方面，已故的著名考古专家童恩正教授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他是全国一流的考古专家，同时也写科幻小说、儿童文学，却能完全将专业和娱乐分开。他也写过盗墓、考古、穿越类的文学作品，比如《古峡迷雾》，我常跟同学们说，这就是科普版的《盗墓笔记》《鬼吹灯》，既有趣味性，又传递了正确的考古认知，是值得提倡的。同样，《盗墓笔记》《鬼吹灯》的作者明确表示，其作品并非考古题材，也不是给考古工作者看的，只是凭空想象的文学创作，这种清晰的边界划分值得肯定，对读者和网友来说，也会自有判断。

王丽萍：普通网民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信息的判断：信息来源的可靠性，重点关注官方文件、官方账号发布的内容；是否与已有的权威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相互印证；是否有多个独立、权威的信息源交叉验证。

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上，许多历史科普自媒体博主拥有数百万粉丝，这恰恰证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文献颇具吸引力，也反衬出文博机构在文化产品供给、融入短视频时代方面的不足。受限于经费不足、专业人员缺乏、运营收益不稳定等因素，文博机构新媒体内容仍以展览宣传、专业讲座为主，缺乏公众喜闻乐见的创新形式。

六

当前，在文化遗产知识普及、历史文化传播上最薄弱的环节是什么？对加强文物价值挖掘、阐释和传播、弘扬有何建议？

王丽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纳入工作要求，第十五条规定：“国家支持和规范文物价值挖掘阐释，促进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亮明了国家对文物价值阐释的态度即支持和规范，绝不允许毫无根据的恶意解读。

第十六条、第五十五条分别对文物保护宣传教育、文博单位服务与传播提出明确要求，文博机构应加强文物价值发掘与阐释，采用多种形式提供科学、准确、生动的说明和讲解服务，回应社会关切。

高大伦：现在文博热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但国民大规模走进博物馆，也才不到20年的时间。对于这种现象，馆方应看作文化普及的绝佳机会，主动引导观众深入了解文物背后的文化内涵。

我认为当前文博领域的科普工作仍存在不足之处，这一点从文创产品的布局中便可看出。如今国内不少博物馆在高铁站、机场设有文创专卖点，但大多是冰箱贴、毛绒玩具、文具及各类纪念小商品，很少有博物馆会在这类场所摆放相关出版物。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文创开发和文化传播，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偏差。

有人声称纸质出版物已然落后、即将消失。但放眼国际知名博物馆，无论是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还是英国大英博物馆，其文创商店中数量最多、品类最丰富的，恰恰是各类出版物——既有专业严谨的学术著作，也有通俗易懂的大众读物，形式上涵盖纯文字读本、漫画绘本、图册等。许多观众在参观结束后，都会选购书籍作为纪念与延伸学习的载体。反观国内，有些博物馆的科普方式过于僵化，文创或展示区域一摆就是几十万字的专业图书，销量却寥寥无几。相关工作人员还一味抱怨游客嫌图书定价高、指责游客缺乏文化素养，这种想法和做法显然不妥。专业的理论书籍固然不可或缺，但与此同时，更要配套大量贴近大众、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

我们的观众群体是多元的，绝大多数观众需要的是简单易懂、生动鲜活的叙事方式，这一点在全世界都是相通的。当今时代，人们更青睐图文并茂、以图为主的读物，这样的形式更易接受、更能传递文化内核，也才能真正实现科普的意义。

相关链接：文化遗产传播与AI生成文物影像之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