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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大学早期独特的办学模式

信息来源: 中华网阳泉频道(关多义、张民省)     发布者:宣传部    时间:2015-11-27阅读次数:

 

  山西大学是继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之后,于1902年创办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二所国立大学。在她早期的办学历史中,分为由中国人主理的中学专斋和西方人主理的西学专斋。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处处体现出中学和西学的不同,比较典型地反映出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

 

    一、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的分设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爱国的知识分子抛弃了封建统治者的传统偏见,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脚步。1898年,清光绪皇帝颁布“大学堂章程”,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901年初,岑春煊到任山西巡抚后,时逢清政府实行“新政”,兴办学堂为其教育改革之重要内容。当年9月,清政府下令,“除京师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岑春煊遵旨将原省城的令德堂和晋阳书院撤销,于1902年创办了山西大学堂,四月初一(5月8日)正式开学。

 

     但几乎同时,英国传教士、上海广学会总办李提摩太酝酿来山西设立中西大学堂。俟其来到太原时,见山西已办起山西大学堂,就建议岑春煊将已设大学堂与他拟办的中西大学堂合并办理,一部专教中学,由华人负责,称中学专斋;一部专教西学,由他主持,称西学专斋。经过反复商讨和交涉,五月初二(6月7日),签订了《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23条),五月初五日(6月10日),得到清政府批准。五月二十一日(6月26日),西斋举行了开学典礼。至此,山西大学堂原设部分改为中学专斋,与并入的西学专斋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座新型大学。

 

    二、山西大学堂的教学和管理

 

     山西大学堂从她建立之时起,就受到中外两种教育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山西大学堂的建立是在西方列强逼迫下,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创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当时高等教育的主导思想。另一方面,山西大学堂的办学理念又是从西方引进的,它必然渗透着西方的文明与思想。所以,在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与西学专斋开办之初,就渗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

 

     建校之初,中斋和西斋的招生数都很少,各200名学生。待遇也相同,为每人每月白银4两。但在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制度上一开始却有很大差别,处处体现出中学与西学的不同。中斋在办学体制上仍保留了浓厚的封建教育色彩,教学内容、方法沿袭传统书院式进行,课程分为经、史、政、艺四种,教学方法循规蹈矩,不分课时、不分门类。学生上课时唱名进入教室,教师坐在教室中央的暖阁里授课;而西斋教习多为外籍教师,有17名之多,这在当时整个中国高校也是不多见的。他们的教学内容、方法基本上与英国高校相同,分课时、分课程教学。所授课程主要有文学、数学、物理、化学、工学、格致、法律、世界史、英文、美术、地理与博物等科目。由于所授课程全是新的,因而学生对各门学科均需从头学起。而且上课既无中文教本,也不发讲义,主要靠外籍教习讲授,中国教习翻译。学生则是在课堂上听讲笔记,课后互相对照补充。为了突现中西方的区别,当时中斋上课以击鼓为号,西斋则以电铃为号。西方人带来的电话、发电机等也一时成为省府的时尚。

 

     1904年,新任学台(提学使)宝熙对山西大学堂进行了改革,特别是根据新学制的规定,对中斋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作了大的调整,把高等科改为文、理两类,增设了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博物、历史、地理、国文、图画、音乐和体操等许多新课程,旧课程除保留经学外,其它科目一律取销,并聘请新教习分别担任新的课程教学,使中西两斋的课程基本趋于一致,由此奠定了山西大学中西合璧、文理融合和她作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

 

    三、山西大学堂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

 

     1907年,山西大学堂进入兴盛时期。1911年2月,西斋正式移交中方办理。1912年初,根据教育部改革法令,山西大学堂改名为山西大学校,取销中、西两斋,设立预科和本科。至此,结束了“西学专斋”这一象征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办学模式。但是,山西大学堂的办学模式对山西乃至中国的教育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西学专斋归并原设山西大学堂内,为日后山西大学理科、工科、医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为了解决西斋教学急需的教材不足的问题和适应全国兴办学堂的要求,李提摩太从西斋的经费中每年拨出一万两白银,于1902年在上海江西路惠福利口120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译书院。到1908年停办的几年间,曾翻译和出版了25种有关高等教育、中等和师范学校的教学用书和名著,在引进和传播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学术思想方面功不可没;最早的一批留学生包括担任过山西大学校长的高时臻、王录勋等人,为山西省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瑞典国格致博士、时任山西大学西斋化学教员的新常富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自豪地说,“山西大学被认为是亚洲最好的大学之一”。这一时期,山西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堪称全国一流。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经过“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精神的洗礼,从而具有了爱国民主传统的大学并不多,但山西大学就算一个。这突出地表现在:山西大学有爱国和革命的光荣传统。山西大学学生在1905年发起的争矿运动,就是中国学生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先声。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数以百计的山西大学学生赴汤蹈火、前仆后继,走上了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道路。如在党的“七大”委员中,就有李雪峰、戎子和、嘉康杰等7名山大的毕业生;还培养了一批追求科学、重视学术的著名人士,诸如人文科学家邓初民、梁园东,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中国四大名医施今墨,中国农作物育种科学的奠基人王绶等。山西大学不仅有既重视外来文化、又重视保存中国民族文化、兼容并蓄的光荣传统,而且在建校之初,就有十多名外教的阵容,这在全国是罕见的。她在上海创办的译书院是全国仅有的两个译书院之一(另一个是京师大学堂的),为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满足中国开放进步的要求做出了很大贡献。

 

     总之,山西大学堂的建立是中西文化碰撞交流的结果。她不仅开创了山西高等教育的新纪元,而且以其较早地引进和传播了西方先进文化,点燃了中国近代科学文明之火。可以说,山西大学早期独特的办学模式对于中国近代学制改革和新学体系的建设产生的巨大影响,奠定了她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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