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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史专辑七:山西大学 (1931一1937)

信息来源:校友办  发布者:新闻编辑  时间:2015-05-07
       1929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大学组织法》, 8月,教育部又公布了《大学规程》, 对大学进行改组。由于当时山西省为阎锡山独掌大权,又正值全国第二次编遣会议召开之后,阎锡山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上述法令在山西未得实施。1930年4月,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至11月,以阎、冯倒蒋失败而告终,阎锡山避往大连,此时,国民政府令及各项规章制度才在山西逐步实施。

       1931年7月,遵教育部颁《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学校制定了《修正山西大学组织大纲》(15条), 第一条即为“遵照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山西大学校改称山西大学,校长仍为王录勋。文科改为文学院,原国文学类、英文学类改国文学系、英文学系,聘张籁为文学院院长,李镜蓉为国文学系主任,朱启寰为英文学系主任;法科改法学院,原法律学门、政治学门改为法律学系、政治学系,聘冀贡泉为法学院院长 (时兼省教育厅厅长), 张嘉琳为法律学系主任,王赐余为政治学系主任;工科改工学院,原土木工学门、机械工学门、采矿学门、电气工学门、冶金学门改为土木、机械、采矿、电气、冶金学系,聘王宪为工学院院长,兰锡魁为土木学系主任、张静山为机械学系主任、常克勋为采矿学系主任、王孟为电气学系主任、王宪兼冶金学系主任;校医张省、图书馆理事焦芳泽;校部校长以下设秘书处 (秘书、文书股、编纂股)、训育处、事务处 (庶务股、会计股)、图书馆 (理事、总务课、编纂课、阅览课)、出版部、注册部、体育部,聘仇元璹为秘书长兼训育主任、池庄为事务主任、乔钟楠为图书馆主任、刘仁厚为注册部主任,聘训育员12人、秘书1人、事务员8人、法学院事务员1人、工学院附设工厂助手2人。文学院聘教授3人、讲师15人;法学院聘教授副教授9人,讲师11人;工学院聘正副教授14人,讲师8人;附属高中主任孙晋祺,聘教员31人 (内含训育、教务、体育、图书、事务各员)。本科学制为3年,设专修科与研究院,附属高中为三年制。大学入学资格为国立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中或同等学校毕业经入学试验及格者。

       8月,由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各处主任、各学院教授代表组成了校务委员会,并由王录勋校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校务委员会议,通过了《山西大学校务会议章程》, 规定了每月开常会两次,由校长召集。在8月间,校务委员会先后召开10次会议,通过了山西大学《秘书处办事细则》、《训育规程》、《注册部办事细则》、《注册规则》、《教员请假办法》、《院系办事通则》、《图书馆办法》等15种规章制度。各院系将采取学分制,每学期每周上课1小时或实习2小时为1学分。由于教育部对各科课程未公布统一科目表,各校按具体情况,参照欧美各国条例制定。山西大学各院课程在原先所订课程的基础上,稍加变通,定出了各院课程编制及纲要,而教科书 (教材)仍由各主讲教师参考国内外有关书籍自编著讲义。

       文学院英国文学系有英国文学、文学概论、英国文学史、哲学概论、美学概论、国文、德文、党义、英国史、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欧洲近世文学史等课程;国文学系有文学研究法、说文解字、音韵学、词章学、中国史、英文、德文、世界史、伦理学、党义、希腊罗马文学史、欧洲近世文学史、言语学概论、哲学概论、美学概论、尔雅学、中国文学史等课程;法学院法律学系有宪法、民法总则、民法债编总论 (各论)、民法物权讲义、亲属法、继承法、商法概论、公司法、保险法、票据法、海商法、刑法总论 (各论)、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平时国际法、战时国际法、国际私法、劳工法、土地法、英普通法、英商法、日文法律专书译读、学理论文、诉讼实习、拟判、罗马法、中国法制史、法理学、破产法、中外条约、民事诉讼法、强制执行法等课程;政治学系有政治学、国文、西洋最近政治史、外国政治地理大纲、欧洲近代外交史、国际贸易、满蒙国际关系、中国政治史、行政法、民法债编概论、刑法概论、财政学、统计学、社会政策、商业政策、工业政策、交通政策、日文政治专书译读、学理论文、日文法、军事训练等课程;工学院课程均用英文原本或用英文参考书所编讲义。

       1934年8月,奉教育部令,以同一地域不得有性质相同的两所学校,山西省立法学院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法学院除原法律、政治学系,又增经济学系;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并入山西大学,称山西大学教育学院,设国文学系与史学系、教育学系,1937年,原教育学院学生毕业后,并入文学院,仍保留史学系、教育学系。

      1936年10月,根据山西省整顿人才教育专案,山西大学又进行改组,重行成立了校务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常委会,通过了《修正山西大学校务会议规程》,规定校务会每月第二个星期六上午开常会一次,校长为校务委员会主席。11月,校务会议制订并通过了修正的山西大学《组织大纲》,办学宗旨仍同前所定,山西大学设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文学院设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史学系、教育学系 (1937年增设);理学院设物理学系、数学系、化学系 (1937年增设);法学院设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教育学院设中国文学系、教育学系;工学院设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采矿学系、冶金学系、电气工程学系;校长由省政府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从本月,至1937年4月间,校务会议先后还通过了山西大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章程》、《特种事务委员会章程》、《斋务监督室办事细则》、《图书馆暂行办事总则》、《军事管理暂行办法》等17种规章制度,并对学校各学院重行进行了改组。至1937年5月间,各学院重行制订了各系应修课目表、课程纲要 (课目名称纲要、教科书、参考书),使学校师生之间都有了明确的认识,教学也逐步向着有计划有目的的方向前进。

       1935年开始的山西大学第二次改组,各行政教学单位人员配备进行了一些变化,校长仍为王录勋,下设事务处、秘书处、图书馆、斋务监督室;事务主任池庄,副主任温国璋 (专办法学院事宜)、李树恩 (专办教育学院事宜),秘书处秘书郝曾睿,图书馆主任乔仲楠,斋务监督室监督刘仁厚、杨兰阶、靳仪,校部职员27人。文学院院长张籁,教务长李镜蓉,中国文学系主任常赞春,英国文学系主任徐士瑚,史学系主任周传儒,有教授6人,讲师10人,军事教官等6人,职员5人。法学院原院长冀贡泉辞职,新聘院长张嘉琳,教务长冯纶,法律学系主任梁泰仁,政治学系主任王赐余,经济学系主任朱思平,教授13人(包括副教授)、讲师17人、助教教员10人,职员8人。工学院院长王宪,教务长常克勋,土木工程系主任兰锡魁、冶金学系主任郗三善、电气工程系主任王孟、机械工程系主任张劼仁(兼)、采矿学系主任常克勋(兼),教授12人(包括副教授),讲师6人,助教教务员4人,职员6人。新开办理学院,新聘院长张静山,开办数学系、化学系,数学系主任卫廷英,化学系主任严开元,教授2人,讲师5人,助教2人,职员3人。原省立教育学院成为山西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郭象升,中国文学系主任张淑琳,教育学系主任赵青誉,教务长崔铭臣,教授5人,讲师3人,职员8人。附属高中主任孙晋祺,教员17人。这次改组后,学院教职员共有176人。

      1932年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七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二班、政治学系第七班,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第十一班、采矿学系第十五班、电气工程学系第三班,附属高中文科第一班、理科第一班学生共286人毕业。添招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十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六班、政治学系第十一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十九班、冶金学系第一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三第四班。在校学生886人。

      1933年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八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三班、政治学系第八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十六班、土木工程学系第七班、电气工程学系第四班学生共175人毕业。添招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十一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七班、政治学系第十二班、经济学系第一班,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第十三班、采矿学系第二十班、电气工程学系第五班、土木工程学系第九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五第六班。在校学生952人。

      1934年有文学院英文学系第六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四班、政治学系第九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十七班、土木工程学系第八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一第二班学生共212人毕业。添招文学院英文学系第八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二十一班、机械工程学系第十四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八班、经济学系第二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七第八班。山西省立法学院合并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合并来班次有法律学系、经济学系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共6个班;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合并入山西大学,合并来的班次有国文学系三年级第三第四班,二年级第五第六班,教育系四年级第一第二班。附属高中普通科招第十一第十二班。在校学生1201人。

      1935年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九班、英文学系第七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五班、政治学系第十班,工学院机械工程学系第十二班、采矿学系第十八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三第四班,原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育学系第一第二班,原山西省立法学院法律学系第一班、经济学系第一班学生共380人毕业。添招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十二班,法学院法律系第十九班、经济学系第三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二十二班、土木工程学系第十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九第十班。附属高中普通科招第十一第十二班。在校学生996人。

      1936年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十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六班、政治学系第十一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十九班、冶金学系第一班,原山西省立教育学院国文学系第三第四班,原山西省立法学院法律学系第二班、经济学系第二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五第六班学生共300人毕业。添招文学院英文学系第九班,开办史学系,招第一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二十班、政治学系第十三班;工学院采矿学系第二十三班、冶金学系第二班;开办理学院,招数学、物理系各一班。在校学生926人。

      1937年有文学院国文学系第十一班,法学院法律学系第十七班、政治学系第十二班、经济学系第一班,工学院电气工程学系第五班、采矿学系第二十班、机械工程学系第十三班、土木工程学系第九班,原教育学院国文学系第五第六班,原省立法学院法律学系第三班、经济学系第三班,附属高中普通科第七班第八班学生共345人毕业。暑期,学校各院又招一批新生,在校人数约950人。

       1937年以前,包括山西大学堂时期,山西大学共毕业各类学生5788人,若加上肄业、保送出国留学、保送特设预科、考取军官学校的学生,则总数已达6000余人,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山大校园里,曾经有25000人次的师生在这里生活、工作、学习,这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闭塞的山西内陆地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山西大学文科、理科、法科、工科的毕业生不仅遍布山西,而且由于她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最高学府,她的种子,也撒布在绥远、察哈尔、宁夏、甘肃、陕西、河南、河北、京津地区 (不包括许多南方籍同学回到原籍)。在山西省、县、区、村各级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到工作人员,各级法院的院长、检察官、法官、审判宫、推事、承审员及警务人员,各类厂矿如晋北矿务局、保晋公司、晋华卷烟厂、甘肃造币厂、井陉煤矿、山西陆军修械所、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育才机器厂、育才钢铁厂、太原兵工厂 (规模曾发展到一万余工人,与沈阳、汉阳兵工厂并为当时中国三大兵工厂)等厂矿的厂长、工程师、技士、工务员,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平绥路、北宁路以及南北汽车公路的修筑、测量、设计、管理、养护人员,多为山西大学的毕业生。毕业生分布最广的单位和地区则是整个山西的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教育事业,三十六年的山西教育中,在其发展的每一个里程,无不倾注着山大毕业生的心血,在阎锡山统治山西的这段时期里,许多山大毕业生得到重用,在山西与国内曾担任过重要职务,如天津特别市市长崔廷献、南桂馨,北平社会局长、公用局长、代市长梁上栋,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杨兆泰、篆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赵丕廉、水利部部长薛笃弼、司法部部长王用宾、山西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河东道尹、实业厅长马骏、山西省银行总经理徐一清、实业厅长耿步蟾、教育厅长苗培成、建设厅长王录勋、司法厅长与教育厅长冀贡泉、财政厅厅长仇曾诒、独立旅旅长马延守、北京工业试验所所长郑宝善、平奉铁路管理局局长王宪、副局长申湘等即是。中原大战后,阎锡山于1932年开始推行《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其中将太原修械所改名壬申制造厂,把原先山西火药厂改称壬申化学厂,又成立西北实业公司 (辖十一厂),开办与管理工厂以及各种具体计划的实施人员,也多为山西大学毕业生。他们对于促进山西与西北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其重要的作用。

       1931年,学校在进行改组的同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平静的校园立即沸腾起来。10月,山西大学学生抗日运动委员会成立,得到校方与全体教职员的积极支持,王录勋校长亲自为运动会题词:“雪耻救国”。运动会设执委会,由全校各班代表15人组成,下分总务、组织、交际、宣传、出版股,各股同学有王煐、卫金章、贾葆真、民崇仁、申向亮、崔魏、张作新、阴士达、刘廷级、阎生元、刘国治、李莲芳、郭景汾、刘汉、常尚武、李恩沛、傅毅氏、张升堂、鱼亮、张堉麟、马占和、田连增、王守中、郭耕山、曹海生、李仙舟、赵子安、胡金桢、景泽化、贾略侯、马德轩、刘宗备等。运动会的宗旨是唤醒人民,推动抗日运动的发展。运动会成立后,向全国发出了三次宣言与两份快邮代电,号召全国同胞,迅速觉醒,共赴国难,愤怒喊出:“倭日肆强,侵我东省,山河破碎,何胜愤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全国一致,同舟共济,群策群励,灭此朝食,铜头铁血,捍卫民国,枕戈待旦,敢效前驱!”并即时组成山西大学生义勇军,由学校聘请军事教官于每星期日及一、三、五下午进行军事训练(步兵操练、战术兵器讲话、特种兵器使用、野外演习诸科目),同学们编写了《山大义勇军奋斗歌》在校园里传唱着,编辑出版了《抗日专刊》发行全国,委员会并积极声援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学生抗日运动,组织全校罢课,进行抗日游行。各院教职员也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文学院美学、图画教授柯璜在“九•一八”事变后,即以《九•一八告日本书》(万言书)投诸报端,激励人民抗日决心;并手书文天祥《正气歌》四页屏,自费刻石,朱拓900份,分赠全国军队师长及各省厅长,以鼓励全国文武官员及各界知名人士抗战信心;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柯璜又在山大住所写下了《一•二八告国人书》发表各报,指出:“全国父老兄弟姐妹赐鉴:天祸东亚,日本肇衅,四亿五族,不遑寝处;天佑中国,万姓同仇,列强共愤,除暴御侮,千载一时。”

      11月,南京、上海等五市学联发起在南京成立全国学联,山大阎生元、法政于俊杰、一中王树槐等5人代表山西出席了在南京金陵大学召开的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决议:要求政府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组织义勇军,建立各省抗日救国会等。12月,山西省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南京政府不准学生成立抗日救国会,省城学联代表山大薛耀庭、农专张时华等70余人去省政府会见主席徐永昌,要求允许学生抗日,但未得到明确答复,全体代表绝食抗议。第二天,学生们继续到省政府请愿,国民党省党部苗培成指责同学抗日为捣乱,愤怒的学生们捣毁了苗公馆与其主管的省教育厅以及国民党省党部的民国日报社。12月 18 日,太原市大、中学校学生1000余人集合中山公园,大会由教育学院李树馨主持,在简短讲话后,即列队再往省党部请愿抗日,当学生代表戎子和 (教育学院)、薛耀庭 (山大法学院)、于学仁 (教育学院)、朱理 (山大)等进人省党部时,遭到预先理伏的打手的袭击,学生们为援助代表往里冲,省党部打手开枪,击中进山中学穆光政同学腿部,以失血过多死亡。“一二•一八”事件后,省学联号召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反对国民党省党部枪杀学生暴行,并于12月 19 日在中山公园召开追悼大会。会议由戎子和主持,要求惩办凶手,通电全国要求声援,在中山公园为穆光政立了碑,教育学院教授刘烈侯撰写了碑文。会后,各界成立了后援会,太原警备司令部将凶手关押扣留起来,国民党省党部不久以后被逐出太原。

      1932年夏,山西大学一些师生加入了中国教职员联合会太原分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太原分盟、中国社会科学联合会太原分会等左派进步组织,学校里的抗日活动逐渐活跃起来。他们在校内外广大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中国工农红军反围剿胜利、抨击反动党团的反共宣传。9月,刚考入山西大学文学院的学生李宝森、赵石宾与国师的刘善述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抗日反帝大同盟”, 在山大、教育学院、国师等学校发展成员达100余人。9月 18日,为纪念“九•一八”一周年,大同盟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并进行了反日示威游行。文学院的许多学生在李宝森与赵石宾的带动下参加了“左联”与“社联”, 赵石宾等人还组织了“九•一八”读书会,并以“读书会”的名义与成成中学李延龄等同出版了油印刊物《学生新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支持国师生抗日运动。赵石宾常和山大同学携带抗日报纸如巴黎的《救国时报》和传单以及进步书籍去国民师范等学校赠送散发给中学生,也去工厂向工人进行抗日宣传。1933年1月,抗日反帝大同盟遭到当局破坏,山大姚庆惠、教院孙光祖与文阴梧等15人被捕,另有100余人被列入黑名单。赵石宾、李宝森等不得不离开校园,奔往北平继续进行爱国抗日活动。

      1934年12月,山大法学院教授杜任之、副教授周北峰为宣传马列主义,经阎锡山同意成立了“中外语文学会”。参与学会工作的还有潘泽卿、瞿新亚、阎友文 (山大法学院进步学生),表面阎锡山是会长,研究“物产证券”、“按劳分配”,实际上成为共产党“国际通讯”机关,宣传东欧各国共产党与苏联社会主义成就,主要活动是订购马列书刊,编辑《中外论坛》。《中外论坛》是“中外语文学会”的机关刊,以刊登翻译共产国际通讯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理论文章为主要内容。参加编辑人员有张友渔、温健公、邢西萍、杜任之、周北峰等。当时,蒋介石正在上海进行文化围剿查禁革命刊物,而《中外论坛》每期在上海发行达500余册,共出版12期,直至1936年蒋介石电令阎锡山查禁,才被迫停刊。1936年,杜任之、周北峰先后又主编出版了《文艺舞台》、《中外引擎》刊物,主办了“西北剧社”、“中外书店”,介绍国际政治形势与进步书刊,刊载中外文艺小说传播革命思想,演出小剧,宣传抗日救国。1936年6月,“中外语文学会”邀请史沫特莱来太原,由杜任之、周北峰等陪同至山西大学、基督教青年会作讲演。

      1935年9月,全省学生讨逆救国联合总会,在山西大学工学院召开代表大会,出席有山大附中、山大教院附中等16所中学。次日,16所中学学生齐集海子边中山公园召开游行示威大会,举着白旗,从中山公园东口出发,经省教厅、红市街、上肖墙、师范街、省政府、羊市街、桥头街再回到中山公园北口散会。学生们呼喊的口号是“反对变相的出卖中国!”“打倒汉奸及一切卖国威!”“打倒惨杀北平同学凶手!”“争取言论、结论、集会自由!”“誓死反对华北自治!”“收回失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万岁!”等。本月,山西大学讨逆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选出执委14人,监委5人,各部负责人有:总务部朱焱、朱宠章、王燕谋,交际部张兴汉、白渭清,文书部吴连城、冯惠,调查部崔元善、郎垣蓝、邓励豪,宣传部贾东昶、王鸿儒、陈贵和,庶务部田宓、杨国珍,监委刘作魁、艾润山,郭振都,大会通电慰问北平受伤同学,电请国民党中央讨逆。

    “一二•九”运动后,山西大学讨逆救国会参加了太原市数千学生集会,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武装保卫华北,惩办一切卖国贼!”12月23 日,山西省大专学生讨逆救国联合会在山西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参加的有山西大学、山大教育学院等八所大专院校。大专院校与中学的两个救国联合会又共同成立了太原中等以上学生救国联合会,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并冲破军警阻拦上街宣传、讲演,揭露蒋、阎不抵抗政策。同时,山西大学学生还出版了《新文字报》、《学生运动》、《为民族解放》等报刊,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保卫华北,惩办卖国贼。山西省大专学生讨逆联合会刊《救国周刊》也在山大教育学院创刊,抨击国民党中央的不抵抗政策,号召全国青年“负起唤醒民众、组织民众、领导民众的责任”,把爱国运动由都市扩展到农村,由学界扩展到农工商各界。在第四期《救国周刊》上,山大教授李占春指出:“我们学生要作士敏土,凝结这散漫的民众,使他们有坚强的抵抗力量;我们学生要作播种者,广播救国的种子,努力去培养他们,争取有良好的收成!”。

       1936年3月,山西大专学生讨逆救国联合总会在山大工学院召开第四次执委会。山大崔一善、朱焱、张兴汉、白渭清,山大教院李占春、邓启、崔兴义、张秀盍以及农专、工专代表出席了会议,并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李占春指出了今后的方向是扩大民众爱国运动,铲除汉奸,严防反动分子破坏。

       7月,山大教育学院《新教育》创刊,其目的是为了“树立今日国难期中的新教育,要使大众都明白国难之严重及其由来,都晓得国难和自己切身利害关系,都知道历史的归趋和世界的动向,都认识民族解放之正确的任务途径,都获得为民族利益的实际知识,从而去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与解放!”。

       9月,经阎锡山同意,梁化之召集杜任之、刘玉衡(山大毕业生)、戎子和、宋劭文、牛佩琮、刘岱峰等商议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9月18日,太原海子边省城各界人士与山大等大中学校学生万余人召开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并“牺盟会”成立大会,戎子和作了讲话,并散发了《告同胞书》与《牺盟会成立宣言》。10月,薄一波来太原后,则将“牺盟会”改组成为在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性质的革命大联合的群众组织。

      1936年11月,山西大学有了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文学院学生王廷弼为“民先”负责人,他还担任山西大学学联总干事和太原市“抗敌后援会”主要负责人。1937年4月间,王廷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彭雪枫同志在成成中学办的党员干部培训班。太原党的负责人赵林、李宝森等常利用山大宿舍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民先太原总队部”也常在山大宿舍召开会议,王廷弼和山大民先队员们则负责会议的安全和保卫工作。

      1937年8月,八路军三大主力开赴抗日前线。9月,周恩来两次赴太和岭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八路军部署问题与协商共同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总动员委员会。经阎同意,在山西大学设立了战动总会筹委会总部。9月 19 日晚,周恩来同志来这里看望做筹备工作的山大与平津各地来的工作人员与学生们,并作了激动人心的讲演。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战争总动员委员会在山西大学大礼堂召开了成立大会,会议由续范亭主持,周恩来、彭德怀应邀出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还有蒋介石的高级将领、阎锡山的军政要员以及山大留校师生与太原各校学生、工人、各界人士3000余人。周恩来阐述了中共对抗目的一贯主张,对全国抗战形势作了透彻的分析,强调国共两党合作共赴国难的重要性,指出我们一定要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我们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最后讲了战动总会的任务。战动总会的成立,首创了敌后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的范例,有力促进了国共两党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9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23 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讲话。战动总会成立的消息,由延安《解放》周刊与《新华日报》、吴玉章在法国办的《救国时报》相继登出后,很快传遍了世界43个国家。战动总会的成立是山西成为北方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的开始,为山西抗日根据地的形成打下了巩固的基础。

      10月,西北人民战地服务团抵太原后,丁玲应邀为山大留守师生、各大中学师生、平津流亡学生、太原各界人士在山西大学大礼堂发表了讲演,她的讲演宣传共产党抗日救国纲领,号召各界人士支援前线。她的讲演“像磁石般的吸引着青年以及平津流亡学生”, 在她的讲话后,有的学生加入了西战团,有的则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中去了。

      1937年8月,日军飞机开始侦察太原,学校奉令转移。法学院迁平遥、理工学院迁临汾、文学院迁运城。王录勋校长与一批师生留太原办理物品外运、经费分送、看管校产,至太原被日寇占领前夕,才离校南下。9月中旬,各学院陆续开课,因留太原与未到校师生颇多,上课者不及半数。11月间,日寇占领太原,奉省政府令,学校停课,人员解散,图书仪器档案交由当地政府保管(后皆散失殆尽)。王录勋校长在临汾与理工两院师生依依话别,至运城时文学院师生列道旁相送,难舍难分之情融入泪水之中。这是师生与校长的最后一面。后, 王校长赴郑州、汉口、上海、北平等地为生活到处奔波,抗战后,又辗转至台湾,在高雄港务局任工程师、台湾海军军官学校担任教授,1963年逝世于台北。工学院院长王宪与教授赵廷雅、常克勋等去了重庆大后方;法学院冯纶等随阎锡山去了克难坡、陕西宜川;文学院徐士瑚去了西北联大,周传儒去了西安东北大学任教。在学校转移的同时,山大毕业生西北制造厂总办张书田,奉省政府令将兵工厂搬迁敌后。张率领1000余职工将1000余吨机器全部拆装,并带同蒲路两座机车,用最快速度,运抵风陵渡。张又率工人抱木杆走入水流湍急的黄河,冒着飞雪和敌人的空袭,在黄河边的泥沙中建起了临时码头,当机器与机车职工全部运抵南岸时,敌人的炮弹已落在风陵渡口。张书田指挥工人将机器装上陇海路的机车,运到虢镇。稍停,他们又开始向南转移,用卡车、马车拉,用背扛、肩挑,将1000余吨机器与两座机车沿川陕公路,进人大散关,翻越秦岭,盘越蜀道,运进四川。在四川,张和工人们在乡间古庙里装起了机器,固定两座机车作动力,将带来拆下的陇海、平汉路的钢轨加以锻炼,作为原料进行生产。搬迁后的西北制造厂建起了城固分厂、广元分厂、留坝分厂等,为抗日
战争中之中国军队的武器弹药供应与生产、修理打下了基础。这次转移,与当时上海大转移一样壮烈,并被载人史册。

       更多的山大师生与毕业生,则留在了山西,参加了牺盟会、决死队、战动总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战动总会的段云、王廷弼、郭任之、吕尊周、程仲一、杨自秀、王法成、李忠贤、张仁甫、武泽霖,在牺盟会决死队的戎子和、赵石宾、史纪言、郑林、王中青、杨蕉圃、郝宝英、李宝森、刘玉衡、李毓栋,在根据地兵器工业岗位的任正、席永先、宋宗恕、杨景和,担任中共冀豫晋省委书记的李雪峰,创建并成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后盾的西北农民银行的刘少白,太行联中校长李棣华,指挥部队参加中条山战役、率部指挥参与60余次对日作战的国民党中将游击纵队司令王裕民,太岳地委组织部长出席党“七大”代表任志远,工卫旅供给部长人称“任支队”、威震敌胆“任胡子”的任应枢,还有太岳根据地党的“七大”代表牺牲在公安战线的程谷梁,晋豫边区游击支队大队长兼政委、在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途中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的嘉康杰,掩护同志牺牲的中共右南县委书记宇洪,开辟丰东抗日根据地突围时牺牲的中共绥南专署专员程仲一,组织回民抗日协会与回民抗日义勇队被日寇折磨至死、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马骏,岚县栖盟会宣传部长中共党员为保卫方山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李明先,以身殉国的朔县县长郭同仁,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中共清源二区区长洛九……还有许许多多山大师生们,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日子里,在第二战区,在重庆后方,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扬着山大光荣的传统,为民族的复兴、祖国的解放而努力工作着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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